于是在野的社民党上告联邦宪法法院。

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也不例外，它是以伦理学、哲学和宪法学的一些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这些条件包括：干细胞在2002年1月1日前就存在，且不违反出口国规定。

但严格说来，死刑本身并不等于对生命权的侵犯。在那里，医生们从妻子体内取出了三粒卵子，使之在试管里受精。相反，在目前我国宪法体制下，这种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相关禁令一旦入宪，很可能影响相关科技发展，侵犯学术、言论自由，甚至危及民主政体的精神。[23]履行以上功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普遍性的。

甚至到了一刑障目的程度。美国宪法也只是在第5 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笔者通过回顾这些国家的宪制发展道路，探讨在西方始创的宪政模式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地区，并讨论是否如同有人主张亚洲具有其独特的人权价值观一样，亚洲也具其特殊的宪政模式或政治体制。

正如Kleiner指出，1972年10月17日的措施是对宪法的攻击（或宪法外的紧急措施）。到了1952年5月，李承晚宣告战时临都釜山实施戒严，并运用他戒严期间的扩大权力向国会施压，1952年7月，他所提议的宪法修订终于得以通过［26］P110－111。也有一些国家，西方宪政理想与体制成功地融入了本土文化和环境，造就了稳定的管治模式（如印度、战后日本）。如Beer指出：若没有太平洋战争之败北震撼日本，也没有占领日本的盟军支持日本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民主宪政的政体。

社会福利一章（《四五宪法》第十四章）列明国家将照顾贫苦无依者和需要由国家抚养的儿童。参见HIＲOSHI ODA，JAPANESE LAW 29，31，页33－35（3rd ed. 2009）。

两党制逐渐成型，国民党与民进党成为主要政党。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胜后，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于1946年12月通过新的《中华民国宪法》［43］。在宪法与宪政主义方面，我们可分辨出三大类型的政治、宪制与相关的法律实践：（甲）传统宪政，即本文引言所述的宪政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或称古典宪政，下称CC，即classicalconstitutionalism的缩写）。

修订后的宪法明文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1998年宪法》第11条）。［38］P392今日韩国，是亚洲经济与文化强国之一，也是亚洲民主宪政的要垒之一。英国普通法的基本概念和体制，如法院制度、司法独立、律师制度等也被移植到了英属印度。韩国进入了宪政的黑暗时代［29］P318。

在此案和后来相关的判决中，法院订下了详尽指引，以判别这些扶持行动是否合宪。法院在针对立法进行违宪审查时，维护了受到土地改革的不利影响的农村地主的权益，土地改革因而受到阻碍。

故此，第一章仍是关于天皇的章节，它规定天皇仅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意志为依据。无论是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还是它在亚洲的不同地方的植根和适应能力，本文对亚洲五大主要国家的宪制发展道路的考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角。

观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宪法，它们都包含一些宪政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元素。战后自民党长期独大（直至2009年）可说是由于日本选民自身的选择而导致的。《1972宪法》也纳入金日成的一些其他思想（有些按照他首次发表的地点命名），如青山里方法、千里马运动及大安工作体系［39］P273－276。其他章节分别涉及国会（即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包括众议院及参议院两院）、内阁（须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司法（被赋予违宪审查的权力）、财政、地方自治、宪法的修改（须每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于全民投票得到半数以上赞成）、最高法院及补充规则。原因在于这些中央民意机构理论上仍代表全中国人民，但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要在大陆举行选举并不可行），终于有机会证明其自身价值，树立其权威。政府的对策是：运用执政党对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控制权，通过了一系列对宪法的修订，意图削减法院在这方面的违宪审查权［7］P682－684。

目前宪法文本已增至超过440条条文及12个附表。朝鲜的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宪制上，其稳定性与延续性都显得不同凡响。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可受法例的限制，宪法并没有设立任何进行违宪审查的机制。1889年《明治宪法》即为混合式宪制实践的例证，它结合了西方宪政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体制，特别是在于其给予神圣的天皇超然的地位与权力的安排。

[64]第二章为新增章节，题为放弃战争，当中只有一项条文即第9条，亦是新宪法中最著名的条文。第二部宪法于1975年颁布，适逢中国处于极左统治时期，这部宪法反映的思潮源于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政府使用超越宪法的权力来解散国会［28］P103。该段阐明：我们相信：至高无上的神道，公正和文明的人道，印尼的统一，协商和代表制指导下的民主，以及关于印尼全体人民的社会公正之实现。故此，以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中日两国的宪政前景均极不明朗。1998年，印尼爆发大规模的示威与动乱，普罗民众指责政权贪污腐败、同谋勾结、用人唯亲［14］P79。

故此，日本与印度均凭其在六十多年来坚持实践民主宪政的经验，成为亚洲中实践传统宪政时间最悠久的国家。对社会上处于弱势、受到压迫的群体而言，法院成为了他们权益的守护神。

宪法序言可谓是《四五宪法》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以现今视角回顾历史时，这点更为明显。虽然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但候选人资格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只有三个政党被容许生存：苏哈托自己所属政党（专业集团），以及两个友好政党，一有伊斯兰背景而另一无宗教背景［14］P98。

自1946年起，日本宪法从未经历过修订。1971～1972年是韩国宪制史的转捩点。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变得更为积极，更愿意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去审查立法与行政行为［48］。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尼从混合式宪制过渡至宪政主义，三者的共同经验有一定的典范意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1954年的版本为基础，并加以修订改善。第二阶段是由国民党领导国家，实行训政，为日后的民主宪政作好准备。

新宪法亦采用了美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即法院可根据宪法审查国家的立法与行政行为。国民党政权亦曾表示愿意予以实践，其于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至少在其文本上蕴藏宪政的可能性。

印尼宣告独立后，荷兰曾多次尝试重夺印尼的控制权，包括出兵攻打支持独立的印尼军队。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2月宣布在中国大陆戒严，并于1949年5月将戒严令延伸至台湾（台湾经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后，在二战结束时从日本光复）。

对于联邦与邦之间在宪法上的关系，《印度宪法》第356条的运用与滥用长期以来是很有争议性的课题。相反，他坚信国家整体论，认为国家与个人合组成一基本整体，而且国家必然代表着人民的利益。